“卖一个赔一个”,中国健身器材外贸该如何自救?

海运费暴涨、订单量下降、工厂封控……危机重叠下,能够拿出有效自救措施的企业,早在过去几年甚至十几年里,就已经默默修炼了“内功”。

困境

“今年有个客户要求延迟发货,很多柜子都还存在仓库,其实就是在用我们的资金支持客户,压力挺大的。”上海世骋实业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上海世骋)CEO傅明超心里一直惦记着这笔存货—— 货物在手里多耽搁一天,储存成本就增加一天 。

他明显感觉到,2022年的生意没那么好做了。上海世骋做的是体育健身器材外贸生意,主要生产瑜伽垫、瑜伽球等室内运动器材,给国外商超、大品牌或亚马逊卖家供货。往年也会有一定比例的客户提出延迟发货,但今年要求“延发”甚至“弃单”的客户数量明显增加了。不过, 即使能按时发货,高昂的海运费已经严重挤占了利润,甚至“发一个柜子就赔一笔钱”。

2022年6月20日,山东省青岛市出入境检查人员在青岛港码头巡查。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,海运费暴涨带给外贸企业不小的压力

有订单的企业为发货苦恼,没有接到订单的企业更是犯愁。江苏南通一家小型工厂的老板许诚算了账,今年第一季度,工厂接到的新订单量还不足往年的三分之一。仅有的几个订单里,还有一批货因为4月份疫情封控,有超时罚款的危险。

这与2020年、2021年火热的市场相比,简直是天壤之别。2020年前三个月,疫情开始在全世界蔓延时,相比于其他外贸产品的订单暴跌,健身器材企业反而是被订单“砸蒙了”。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显示,2019至2021年,中国健身器材类体育用品出口规模不断上涨,从2019年的34.3亿美元增长至2020年的66.06亿美元,2021年的出口总值更是达到了89.45亿美元。

傅明超记得, 国外开始居家隔离时,健身器材的需求量居然和食品药品、防护物资一样,爆发式增长。 2020年3月份,上海世骋在阿里巴巴网站上的询盘增长到了一个月3000多个,日询盘的最高峰达到了120个,比平时增加了80%以上。“欧美国家是主要出口国,室外健身房关闭了,许多人只能买器材在家里锻炼。而且,外国人面对疫情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健身增强抵抗力。”当时,同为生产重地的东南亚国家大多还在封控中,许多外贸订单回流到了已经复工的中国。

国外开始居家隔离后,健身器材的需求量居然和食品药品、防护物资一样呈爆发式增长

小厂商的订单量增长更是惊人。许诚的工厂规模不大,主要生产家用哑铃,每年的出口额在800万元到1000万元之间。他告诉本刊,整个2020年,工厂接到的订单达到了2000万元,他认识的老板里,有人“三四月份的排单量已经到了年末”。以前,厂家都是到处找单子,那一年“可以嚣张到直接和客户说‘今年不接单了’”。

然而,危机的苗头其实已经悄然浮现了。

傅明超没有接下太多新客户的订单。他评估,许多合作多年的老客户的订单可以接, “因为是靠谱的品牌,需求量不会随便变动”。 傅明超今年43岁,创业已经17年,曾在一些大企业做过管理工作,有着一个成熟中年企业家的野心和稳重。这种陡然上升的订单增量对供应链和产能的压力很大, “既要做品质把控,还要评估交货期”。 他带着团队跑了山东、山西、河北等好几个省份,拓展新的供应商。

《禁运品》剧照

事实证明他的这种谨慎是正确的。新订单不断涌入的同时,海运费也在攀升——2020年疫情在欧美大暴发后,许多港口发生工人大面积感染,码头不得不封闭,正常的装卸作业被打乱,大量空箱堆积在国外难以回流。但那时候,人们几乎无暇关注海运费,“没涨到很夸张的地步,而且产品卖得太火了,客户的库存清得很快,一个单子运到以后很快卖光,马上又下新订单”。到2021年上半年,傅明超已经感觉到不对劲,“似乎有点太高了,不过那时订单还在大量地进来”。

一直到2021年第三、第四季度,所有厂商和客户都不得不正视高昂的海运费——一个40英尺的集装箱,从原来5000多美元的运费涨到了2万多美元。如此夸张的涨幅,傅明超还是第一次见到, “一天一个价,已经明显影响到整个链条和客户的销量了”。 如果是由自己承担运费,“发柜就是亏钱”;如果由客户承担,利润空间也被运费挤占得所剩无几,客户下单时显然不如之前干脆。有些欧美客户开始把小件器材转移到墨西哥、巴西等距离更近的国家生产。

需求泡沫也开始破裂。2021年下半年起,欧美的商用健身房逐渐开放,室内健身器材售卖速度放慢了。商家进入“去库存”阶段,勒紧了钱袋子,首要任务是消化之前留下的存货。另外, 受整个经济形势和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,人们对收入的预期不再乐观,健身器材成为最早被砍掉的一部分支出。

《太阳的后裔》剧照

终端消费者的反应迅速,一步步传导到供应链上时,有些损失已经难以挽回。许诚在2021年第一季度接下的订单里,有不少预计交货期排到了第三季度。“到了年中,好几个客户觉得‘反正你交不出货,我也卖不了,正好就不要了’,想及时止损。”2021年,为了抢夺供应商资源,许诚已经投入了70%的成本去备料,“砸手里了”。

企业开始积极自救。傅明超的办法是让利,让客户能够“活下去”。从2021年第四季度到2022年上半年,他不断和几家大客户沟通,“一些合作久的品牌客户的整体实力不错,以后的订单也不会断。我们可以把利润让给他一部分,哪怕订单不挣钱,帮他们渡过了难关,以后才都有生意可以做”。

大企业的现金流和资源足够腾挪,但对许多小企业而言,当海运、需求、成本、封控等因素叠加出现时,几乎意味着灭顶之灾。 “今年开年来就愁得整宿睡不着觉。”许诚已经年近六十,每天忙着找国内的客户,想把出口转内销,可以省去高昂的海运成本。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愿意接手存货,4月份华东疫情的暴发再一次阻挡了“回血”进程。他的工厂经历了半个多月的封控,原材料进不来,运输成品的货车队伍在高速公路上一堵就是七天,“交期延迟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”。

下沉供应链

有一批供货、质量都稳定的供应商,是企业能挺过外贸危机的重要支撑。 这两年,供应商让企业老板们“又爱又恨”。 行情好时,供应商成了争夺的对象,“许多人甚至直接带着货款去见供应商。 一批半成品,谁都不敢嫌价高——上一家不要,下一家马上刷卡就带走了”。 去年的疯狂场景历历在目,许诚苦笑,“有的质量,搁平时根本就看不上。 现金流押进去了,拿到的货却满足不了今年订单的要求”。

和其他行业相比,健身器材行业的供应链不算复杂,但更为繁琐。谢靓楷提到,在行业里有一种说法,“一批货的生产周期35天,其中25天在备料”。一台可以连接到手机端的跑步机可能涉及钢管、履带、电机、钢铁、纺织、机械电子等上百种原材料,生产品类多的大企业,需要对接的供应商数量高达上百家。 几乎没有一家企业会只做某一类产品,因为健身器材的品类很容易扩散。 “健身到一定程度后,消费者就会产生外延扩展的需求。一开始是为了保健、塑形,接着就会走向更专业化的领域,就像买了瑜伽垫的人,慢慢会用上瑜伽球、空中瑜伽带、小哑铃等产品。”傅明超解释。

2020年5月22日,福建省惠安县一家工厂的工人正在组装跑步机

在国内,健身器材的供应链几乎从南到北都有分布。业内人的心里都勾勒着一张地图:“健身器材之乡”江苏南通有许多工贸一体的企业,主要生产室内小件运动器材;浙江金华永康的五金件有很大价格优势;山东德州分布着大件商用器材的供应商,包括电机、仪表盘等;如果做的是渔具生意,就要到山东威海去。

这种分散而繁琐的原材料布局,要求企业有更强的供应链管理能力。 十几年里,傅明超组建了稳定的供应链团队,下沉到各个环节。他告诉本刊, 一种下沉是为了能更好地控制成本 ,“比如供应商接了我们的订单后,又把一小部分的量分包给其他厂,也就是三级供应商。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,我们自己也会对接三级供应商,这有利于匹配对价格要求比较低的客户”。 另一种下沉是为了从源头把握质量,尤其对于订货量大的主打产品。 瑜伽服就是典型的“七分料、三分工”,原材料的质量决定了70%的品质。浙江嘉兴是面料生产的成熟产业带,这里有傅明超合作多年的供应商,但除了车缝厂和面料,团队还会继续向上游把控,“瑜伽服要增强弹力,要么加一般的氨纶,要么加更高端的Coolmax纤维,这些供应厂商,我们也都要实地考察,确定它是成熟可靠的”。

《瑜伽学院》剧照

优质、成熟的供应商,是在多年的碰壁中反复挑选出来的。 傅明超曾经合作过一个供应商,在接了上海世骋的单子后,又拿到另一个生产商下的大订单,数量更多、利润更高,交货期也更着急,于是把傅明超的排期往后挪。傅明超手里是商超合作的订单,如果超时,厂商会面临严重的罚款。最后,傅明超临期拿到货,不得不花高昂的运费选择空运。

这一次的教训,使傅明超开始入股一些合作过的优质工厂,力求有一定的企业主导权。“开发一个新的供应商,短期内是看不透对方的,只能通过订单慢慢筛选。合作一两次,就能看清楚工厂的诚信度、品质和控制水准,以及出了问题后是不是负责任的态度。”

他总结出来的另一个抗风险策略是 “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”:一个主打产品,至少要有2到3家供应商。 其中一家是主要供应商,能承接日常70%的产能,另一家分担20%左右,备选的三级供应商能消化5%。在分布上,傅明超用了“一南一北”的格局,拉开供应商之间的距离,比如哑铃的供应商分别在江苏、山东、河北,服装供应商在江苏和福建。 “万一有突发情况,另一个备用的厂就可以马上接手生产。” 傅明超说,工厂经常会遇到环保检查,虽然最后都能通过,但会有一段时间的暂停生产,如果遇到交期比较紧张的单子,企业容易陷入被动。

上海世骋实业有限公司的健身器材产品

他没想到的是,这种“一南一北”的分布,在疫情期间极大地保证了产能。今年3月华东疫情暴发后,上海、南通的工厂都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封控,工厂难以开工。外地的“备用工厂”正常运转起来,避免了大规模的超时订单。由于上海港的货物吞吐严重受阻,有些企业不得不走附近的宁波港出海。从上海到宁波港,陆上的运输成本增加了80%。宁波港的货柜堆积着,货车排队等待卸货,一排就是三四天,而司机是按小时收费的。相比之下,福建、山东等地的供应商直接从厦门港、青岛港发货,节省下不少运费。

谁是优质客户?

对许多中小企业而言,今年的一大困境是“接单难”“弃单多”。 一位从业超过20年的贸易商告诉本刊,在2020年到2021年,大批新客户、新订单涌入中国,“许多客户是很不稳定的‘小型B端客户’,订单也只是简单的普货,只要有原材料和模具,任何一个小工厂都能做代工”。 而这种订单背后的需求是不稳定的,当市场大潮退去时,总是最先被压缩。

今年行业遇冷时,企业还能收到的稳定订单,大多来自于大品牌。

在健身器材外贸市场上,生产商们对接的B端客户主要有几种:第一类是沃尔玛、costco等大型商超,订货量大,偏向中低端产品;第二类是来自亚马逊平台上的电商客户,类型繁多,经营规模和品牌成熟度的跨度也更大;第三类是有独立的健身房或瑜伽馆的客户,可能是一位健身爱好者或一个瑜伽老师,有自己的网红经济,他们一开始的订单量小,但更新换代的速度快,用户增长速度快;第四类是成熟的大品牌,如lululemon、迪卡侬、Wilson(威尔胜)等,它们以中高端产品为主,有自主定价权和经营网站,消费者的黏性高,对价格变动不太敏感,因此不会随着市场变动而“大起大落”。

2014年10月15日,第116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琶洲展馆开幕。线下展会曾经是外贸商家获客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渠道(视觉中国 供图)

第四类客户是厂商最珍惜的合作对象。不过,十几年的外贸合作中, 大品牌对厂商的要求已经从简单的贴牌生产向设计端延伸,有能力承接订单的企业寥寥无几。

南通金瑞特科技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金瑞特”)就是其中一家。作为健身器材外贸企业的头部商家,金瑞特的主要合作对象是中高端成熟品牌。“我们其实也是做代工,但代工和代工是不一样的。有的是单纯贴牌,比如生产一个基础款的踏板,工厂有模具,不同客户可以选择做不同颜色,或者在某一个地方刻上自己的logo。行业里90%的公司做的是这类,比较容易被淘汰。”公司负责人金烨说。她是一名“创二代”,2016年留学归国后接手了母亲创办的企业。金烨今年三十出头,长得清秀白净,蓄一头长发,谈话时总是愿意耐心地讲解行业里的专业名词。

如今,金瑞特已经能够参与到客户的设计和研发环节中。许多客户找来时,只带着一张2D图纸或是3D渲染图,图上是一个全新的设计,甚至只是一个概念图。“客户只会说‘我要这么个东西,大概要长成这样,有哪些功能’,但不会考虑实际生产问题,不会去想某个部分是用塑料好,还是铝好。毕竟不是只做一两个漂亮的手工艺品,要投入大规模工业生产,很多结构、材料都是需要替换的。”

金瑞特的设计团队会对图纸做细节优化,由工厂做模具、打样,进行产品检测后继续重复上一套流程。 从拿到图纸到产品面市,一个完整的周期大概需要在两年以上,“整个南通能配合客户做这套开发的企业熟练并不多。”

金烨曾经对接过一个美国的订单,这是一家专为国家队运动员提供训练器械的品牌,需要金瑞特帮忙生产一款跳绳。拿过来的图纸已经设计得比较完善了,但研发团队又帮助改进了握柄上的细节。“如果是一个普通训练者,什么样的跳绳都能握住。但做体能训练的专业运动员,需要在大拇指位置寻找一个受力点,这样握上去很舒服,手和跳绳的摩擦力也很大,才不会在跳得很快时甩出去。”当时,跳绳握柄上包的是eva泡棉材料,绳子很轻盈,但对于专业运动员来说,稍微沉一点的手感才有助于发力。后来,金瑞特建议将握柄材料换成了热弹橡胶,质感果然提升了许多。

这款跳绳的最终成品价格在50元人民币,售价高达49.99美元——市面上大多数跳绳的价格区间是2~8元人民币。“看起来它很普通,但是一上手就会发现是很好用的跳绳。”

走出舒适区

从简单的代工逐渐转型到服务中高端品牌的企业,金瑞特花了近10年时间。 如今,金瑞特的工厂车间可以24小时生产,车间两侧的注塑机自动运转着,机械手机器人直接从输送管道上把成型的产品从模具上取下。 车间里只有零零星星的工人在走动,从机械手收集的一筐产品里挑出次品。

南通金瑞特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

而国内大多数健身器材外贸企业依然停留在贴牌生产阶段。谢靓楷从事健身器材外贸工作已经16年,自己也是一名健身爱好者,如今创办了独立的运动健身品类跨境交易平台“跨健通”,定位于服务中高端品牌,可以提供美国零售、外贸接单和产品展示等服务。他告诉本刊,国内对运动健身的接受时间晚, “即使是最早开始做健身器材外贸生产的老板们,对器材本身可能也是一知半解”。

在欧美国家,健身从专业运动员渐渐普及到普通民众身上,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成为一种习惯。到90年代,健身器材的代加工产业开始向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转移,谢靓楷工作过的第一家公司,就是在那时抓住了外贸商机。“那时候生意好做,夸张点说,客人是拿着钱来国内排队采购的,利润最高的时候可达3倍。老板不需要太懂健身,只要有资源、愿意投入,就能做好生意。”

《大空头》剧照

金瑞特是金烨的母亲在2003年创办的,最初同样是做低利润率的贴牌生产。“一个公司刚做起来,是没有资格选择客户的,尤其是工厂里还有很多工人要养。所以第一步是收支平衡,哪怕单子的利润很低,只要能养活工人,我们就会接。合作多了之后,我们开始有自己的想法,要走中高端品牌路线。”金烨记得,刚成立的金瑞特是一个“很传统的工厂”,办公楼只有矮矮的两层,“很小,像家庭作坊,有一种做到哪儿算哪儿的感觉”。

转型的契机,最初来源于母亲对女儿的爱惜。2013年前后,在美国留学的金烨告诉母亲,自己考虑回国发展。那时候,金瑞特一年的出口额做到了4000万元,已经是健身器材行业里的第一梯队。“4000万的规模是一个非常舒适的状态,有合作的贸易商帮忙对接订单,企业只做生产。能赚到钱,又不用担很大的压力,甚至不需要研发部、工程部、质量工程师等——这些部门的人年薪都是20万元起,成本会拉高很多。”

大多数企业会选择就此安稳下来。金烨的母亲却觉得“有压力”。企业似乎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,老客户、老员工、老的生产模式,没有新增量出现。“我妈说,如果她自己做,已经够了;但要传给我的话,就应该有扩张、有改变才行。”谈起母亲,金烨的语气里总是有钦佩和不忍。在美国读研时,她有一次回国,见到已经搬迁的新厂房,干净明亮,和最早的家庭作坊截然不同。“30多亩地,她一个很瘦小的女性,新工厂是她拿着大图纸一点点研究出来的。工厂和普通的公司不一样,要考虑的东西特别多,消防、防水,全都得规划进去。”

做硬件升级之前,金瑞特已经积累了一定的“软资本”。“有些项目研发是高机密的,客户最怕的是厂商自己又去仿照生产,在市面上销售。但我妈妈是一个让人很有信任感的人,很可靠。”在涉水中高端产品开发之前,金瑞特也接过一些普通的研发产品,“做研发在初期很容易亏钱,因为经验不足,很多东西没有预估进去。但我妈妈一旦接了单,牛都拉不回来,就算亏再多钱也会坚持把项目做完”。

浙江省金华市一家智能工厂内的工业机械臂在轮毂上工作。长三角一带的城市是健身器材部件的重要供应地

确定转向中高端定位后,金瑞特第一步做的是车间数字化改造。之前,车间里的每一台机器有一名工人盯着,每隔一个小时就往机器“加料”。加料需要5~10分钟,机子会冷却下来,加满后,又重新预热、调试,才能投入生产。更换为全套的集中上料智能系统后,只需要在车间最后放几个大吊桶装好原材料,机器会自动通过真空管道直接从桶里吸走,一个工人可以同时看管5台机器。另一套智能制造系统把整个生产系统和机器对接起来,订单生成后,系统自动进行排单,生成最优任务计划并推送到机器,机器自动运转。系统实时监测入库数量,当每天的生产量与前一天差距太大时会自动报警,此时车间主任才需要介入检查生产状态。

要下定决心投入数字化改造并不容易,庞大的成本能吓退一批企业。金烨算了一笔账,改造的总投入几乎是企业一年的利润:一套集中供料系统花费了近200万元;车间一共有四五十台机器,每台机器上的机械手每一个需要20万元……这还不包括“浪费”的成本——制造业的现金流十分敏感,企业很难一次性抽调大笔资金,“今年舍不得全部改,改10台。明年我再改10台,有了更先进的管道,就要把去年的管道拆了,去年的管道钱就浪费了”。一直到2019年,经过几轮更换,全自动车间才升级完成。

线上交易的磨合

2022年3月31日凌晨,金瑞特工厂所在的南通先锋街道发现了4例确诊病例,工厂被划分为管控区,只进不出。 当时,工厂里还有30多个外地员工,手头也有几个特别着急的订单等着生产。 金烨和母亲商量后,带着行李进了工厂,在办公室里搭了两张床垫,一住就是21天。 “疫情时,外贸商家容易遇到的问题无非四个: 出货、谈单、营销,以及员工士气的提振。 ”

不过,对于线上交易渠道已经成熟的厂商,疫情对谈单和营销的影响十分微弱。大约在2007年,金瑞特就已经进驻了阿里巴巴国际站,发展至今,她们每年通过阿里巴巴国际站获得的订单营业额大概占40%。

从0到40%,无论是外贸生产商还是客户,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“教育和磨合”的过程——在制造业里,亲眼看见到实体工厂,能给客户带来难以替代的安全感。

《抢钱大作战》剧照

早期的广交会是厂商获客的主要渠道。 金烨曾经见过,有外国采购商参加完广交会后,从拿到的20张名片里挑出5家,一个个工厂跑了一遍。这是个漫长的谈单周期,展会上建立联系、报价、看场地、打样、进一步修改设计,没有半年时间很难拿下一个单子。不仅是买手,厂商也倾向于线下获客,“老一代外贸人不是很重视渠道。如果和我妈妈聊到生产,那就是她的‘江山’,她能滔滔不绝。但让她谈销售,她反而不知道从哪里说起”。

线下展会确实曾为企业带来了大量稳定、优质的客户。回国加入金瑞特后,金烨每年平均带着团队参与8次境外展销会。许多境外展没有代理机构,“50后”“60后”的工厂老板们对互联网的操作十分陌生,通过政府的官方渠道“组团”参加时,只能获得一个小小的标摊。留学多年的金烨更擅长应对这类活动,她总是直接在网上向主办方报名,成为第一批能够进到品牌馆展示的中国企业。

1964 年 5 月,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的广交会展厅(视觉中国 供图)

其实,中国跨境贸易的线上尝试早就开始了,阿里巴巴国际站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平台。它成立于1999年,是马云创业时就存在的项目,被称为“阿里长子”。金瑞特在2007年就加入了阿里巴巴国际站,但那时候,国际站更像是一个企业黄页,客户在网站上拿到了厂商的联系方式后,双方又转向了线下交易。

2013年前后,阿里巴巴国际站上线了“一达通”交易功能。 就像是国内的淘宝业务,采购商需要将一部分货款提前存放在阿里平台上,收到货后再支付尾款。 当时,许多厂商和客户都对这种形式十分抵触。“‘我都不认识你,就要把30%的货款在网上付了’,客户怎么会相信呢?”许诚至今仍不习惯在网上做生意,只是前年线下展会取消后,他不得不招了一名年轻人,代他打理网上店铺。谢靓楷解释, 不少商家仍然不习惯线上签单,是因为客户和供应商之间建立了联系,不等于合作成功。 “如果没有在行业里长久的积淀,没有一套成熟的标准,是很难判断供应商或客户的资质的。”

傅明超反而觉得,这种线上交易形式必然会成为将来的主要渠道。此前,他和两个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买手打过交道,从询盘到下单,两位年轻人仅仅花了两天时间。“ 年轻一代正在掌舵,数字化是迟早的事。 如果厂商违规了,阿里的信保会直接把钱退给客户——客户不相信我没关系,他们会相信平台。”他成了首批签约商家,让员工们要“不厌其烦地说服客户放心在平台下单”。借助交易数据的累计,TOPKO品牌的商品在阿里的搜索页面上长期居于首页高位,傅明超至今还在合作的对象里,还有许多来自当时“被说服”的客户。

《我是谁: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》剧照

阿里的线上交易体系在数字化改造中正不断走向成熟。 阿里巴巴国际站总裁张阔在2017年开始负责国际站的数字化改造,他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曾提到,自己设想的体系是 “所有产品要数字化,才能触达更多的人;海外需求必须能及时捕捉,迅速迭代商品;外贸数字化不只是线上营销,核心是整个外贸链路的重构”。 这是个宏大的工程,但本质上就是买家找到卖家、买货,卖家收到钱,把货发了。 对应的就是买家和卖家靠不靠谱,然后就是跨境资金、跨境物流,还有外贸综合服务,包括通关、结汇、退税等。

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时,阿里巴巴国际站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开发了直播功能。金烨第一批参与进了直播,她带着拍摄设备“探厂”,客户可以看到工厂运转情况、产品细节,网上的下单系统也保持通畅。第一场直播有些“赶鸭子上架”,原本准备了30分钟的稿子,不到10分钟就讲完了。国际站的直播需要全程英文,金烨的口语流利,但在面对一些行业专业术语时也难免卡壳。直播时,留言区始终鸦雀无声,但结束后店铺的访客量增加了300%,公司收到了很多客户的邮件——金烨后来才知道,那时候许多外国客户还不知道如何在直播间互动。

《谁说我们不会爱》剧照

今年封控期间,谈单已经不是金烨的困扰,她成了直播间的一把好手,能在镜头前落落大方地介绍工厂情况。另外,金烨基本上保持了两天一个视频会的频率,从新季度的合作框架聊到新样品设计、用料、后续开拓,解封后新样品就能很快上线。

但许多没有拥抱数字化大潮的中小工厂,还在苦苦挣扎中。阿里国际站开始数字化转型后,从店面布置、选品到流量曝光等,对运营的要求越来越高。年轻的“二代”们或许能带着工厂顺利过渡,对于年过半百的一代创业者而言,跟上转型的脚步显得缓慢了许多。采访中,许诚没有心思聊太多,只是时不时叹气,“如果这次能挺过去,花大价钱也得多招几个年轻人,手把手地把我带上道去”。


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

作者:吴淑斌

排版:雨筠 /  审核:同同

( 文中许诚为化名,实习记者张仟煜对本文亦有贡献